我国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

　　在商务部、北京市商务委的支持下，早在2015年，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天天洁）就搭建了“绿猫O2O移动智能回收平台”。天龙天天洁总经理刘权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用户通过“绿猫”微信公众号一键呼叫，填写好地址及联系方式后，就可在家等待回收人员上门服务，让用户足不出户就能为环保作贡献。

　　随后其他平台也纷纷加入网上垃圾回收服务。2019年初，安徽省合肥市城管局与支付宝合作，在合肥市推广“一键回收”的线上垃圾分类回收平台。支付宝表示，目前支付宝线上垃圾分类回收平台已覆盖了上海、合肥、杭州、南京等长三角地区的十几个城市约3万多个小区，使用人数超过10万人，用户的主要年龄段在18到35岁之间。

　　线下物流体系建设不畅

　　“从当前互联网发展情况看，建一个垃圾回收线上平台，或增加一个垃圾分类回收的入口其实比较简单。”刘权说，关键是要讲好“线下的故事”。

针对目前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面临的“总量激增、分类难推”的严峻形势，一些专家学者呼吁：在借鉴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有效经验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的新型回收平台，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押金制回收体系，首先针对饮料标准包装物这一低附加值废弃物，实现高效安全回收和“瓶到瓶”循环利用，打开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垃圾分类工作面临主要问题

当前垃圾分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实施激励管控时，惩罚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奖励需要的大量资金投入难以持续；二是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缺失，大量分散的个体游击大军承担回收责任，再加上回收个体户的城市挤出效应，导致再生资源加剧回到环卫体系，垃圾增量进一步上升；三是企业缺少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具体抓手，垃圾分类缺乏长效市场驱动。其主要原因是：两个主体一易一难、两个体系一强一散、两个路径一明一暗。具体来说，垃圾产生源的责任主体有两类：公共机构和企业这类集中源易于管控，城镇居民这类分散源难于追责。

垃圾分类处理要靠两个体系来承载：环卫体系清运处理能力正在不断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力量零乱松散。加强垃圾分类处理能力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政府大力投入这支“看得见的手”已有了明确的计划，但市场驱动这支“看不见的手”还没有清晰的系统设计。“一难、一散、一暗”的难题是系统性问题，覆盖了产品生产、销售、垃圾分类投放、回收等各个环节，关联着生产厂商、城镇居民、回收企业等各个责任主体，必须在顶层设计时关联分析、整体筹划、系统解决。


重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将于2020年初步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了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的工作任务。《十三五计划纲要》中再次强调要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

要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的先行先试，必须抓住重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这个关键，在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上率先垂范，分级分类制定强制措施提升再生资源回收数质量，发挥政府主导职能和企业主体地位作用实现再生资源回收的正规化管理和市场化驱动，探索“互联网+回收”路径拓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利润空间，规范回收力量建设落实环保责任承担，有效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的有效衔接，切实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押金制试点宜从饮料标准包装物开始

据2015年统计，我国的塑料饮料瓶消费量已超过500万吨（约为2000亿个），北京等超大城市中废弃塑料饮料瓶已占包装废弃物总量的40%~50%，加剧了垃圾围城的现象。大部分废弃塑料饮料瓶进入了非正规回收渠道，集中于城乡结合部的“家庭式作坊”进行粗劣加工。一方面，“家庭式作坊”将塑料瓶这种高纯度且符合食用级的塑料降级使用，大幅降低资源的价值并影响其循环再生性能；另一方面，“家庭式作坊”不具备应有的环境污染排放控制能力，生产过程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二次污染，同时也对正规废弃塑料饮料瓶回收利用企业形成了强烈的恶性竞争。

以饮料标准包装物这一品类，利用“互联网+”的新型回收平台，构建押金制回收体系，实现单一品类低附加值废弃物的高效安全回收，打开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突破口。

饮料标准包装物押金回收制度，就是消费者在购买饮料时需要支付一定金额的押金给渠道销售商，渠道销售商在采购饮料时需要将饮料瓶对应的押金支付给饮料生产企业。当消费者喝完饮料后，将饮料瓶送至自助饮料瓶回收机具或人工回收点时，押金清算中心会将饮料瓶的押金从该饮料生产企业的关联账户中扣除并退还给消费者。

建立押金制回收体系是落实垃圾分类目标要求的有效手段。

在垃圾强制分类源头进程上，押金制回收体系通过对消费者施加一定程度的强制性经济压力，充分发挥市场杠杆作用，使90%以上的饮料标准包装物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进入闭环安全的回收再利用渠道，为垃圾分类持续深入提供长效经济驱动，实现垃圾清运前端分流减量。

建立押金制回收体系是贯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有力抓手。

建立押金制回收体系，将生产企业、销售企业、消费者及回收企业都纳入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每个角色都分别承担着不同环节的环保责任和义务。饮料生产企业、销售商通过收取押金、复用反向物流、提供仓储用地等方式，实现了EPR制度中的经济责任和物理责任承担。消费者通过支付押金、到指定地点投还饮料瓶并取回押金等规范行为实现了饮料瓶回收的社会化归集，打通了回收链条“最后一公里”路径。

回收企业通过建设智能回收站点、回收处理工厂，实现了废旧饮料瓶的安全回收和正规处理。押金制回收体系通过对生产企业、销售商、消费者、回收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约束激励，促进了EPR制度的社会化参与和具体化落实。

建立押金制回收体系是实现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目标的有力措施。

押金制回收体系通过建立大覆盖、高效率的智能回收网络，实现了精准清晰的物资回收流向管控功能，确保了对再生资源回收流向的可管可控，并将在饮料瓶循环利用产业链条中替代 “个体回收大军”、“地下处理工厂”等非正规回收处理渠道的功能位置，从重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顶层设计上实现淘汰落后产能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饮料包装物押金制回收体系的建立，也将为目前普遍担忧的快递包装物的回收利用找到更好的可借鉴可执行的落地方案。

　　一个完整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包括把“干湿”分类，分类后的垃圾放进不同的垃圾桶，易腐烂的“湿垃圾”收集后由物流车辆运往厨余处理中心，制成肥料和沼气等。塑料、纸张等“干垃圾”集中后，运输到中转站再次集中后，送往有关工厂循环再利用；没分类的混合垃圾无法再利用，则焚烧或填埋处理。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垃圾回收，只回收“干垃圾”。

　　利用互联网进行垃圾回收，可以更有效督促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并在后续垃圾处理过程中更好做到环保循环利用。但现阶段，利用互联网进行垃圾回收却面临不少线下难题。

　　“一个有效率的垃圾回收线上平台及其物流系统，回收人员要能做到20分钟左右就上门服务，或在某个预约时间上门服务；还要有可暂时存放垃圾的中转站，以及运输车辆等。”刘权说，就如快递的货物是从总仓到分仓再到配送系统。垃圾回收正好是快递物流的“逆向”系统，从收集系统到中转再到集中处置。但垃圾回收物流系统比快递“正向”物流更难的是：客单价低，垃圾回收平台和公司利润不高，同时，线下物流体系的建设也存在不少困难。

　　“回收人员上门回收一袋垃圾，一单很可能只有几元钱，收益很低；另一方面，1500—2000户居民集中的地区，就需要建设一个垃圾能暂时存放、再分类的中转站，但城市地价高，审批难，中转站的建设阻力重重。目前，有些平台采用租用车辆停在小区里的办法来解决中转问题，但人员费用、租车和停车费用都不便宜，长期运行下来发现，这种方法成本太高，也难以维系。”刘权说。

　　“一键回收”还需更多支持

　　刘权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垃圾处理技术的进步，“一键回收”必将成为垃圾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用“互联网+回收”的模式破解垃圾分类及回收的难题是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全国政协委员、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说：“互联网+回收”模式的探索，通过移动支付平台，将居民与回收企业用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但是，目前“互联网+回收”模式并未发挥最优作用，全国各种垃圾回收APP虽然不少，存在重复建设现象，且各自为政，效率不高。建议通过各地政府，搭建垃圾分类回收“一网通办”平台，让居民在一个平台下单即可实现垃圾“一键回收”。

　　刘权表示，我国居民居住密度大，上门回收是可行的办法。而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最终目的是垃圾减量，不管实施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最终的考核指标是进入填埋场和焚烧厂的垃圾数量是否真的减少了。政府应统一规划和建设垃圾收集、转运的基础设施；还应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数据体系，从多方面支持“互联网+回收”模式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