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居民，你大概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刚扔到楼下垃圾箱的废纸箱、旧衣物、破玩具，有时候就是一顿饭的工夫，便会“自动消失”。

       消失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们仍有利可图。虽然年轻一代面对这些生活废品，多半已没精力找人上门来称重卖钱，而是直接当垃圾丢掉了事，但拾荒者们会把它们很有耐心地收集起来。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回收产业的认知，也仅止步于此。
      事实上，告别消费者家庭的这些生活废品，之后又会经历城市内部废品站的层层流转与不断细化的分拣操作，最终每一件废品都会各得其所——有些会以二手商品的身份迅速流回市场销售，规模之大，生意之好，甚至还发展出了新的全球化贸易链条；没有直接售卖价值的，还可以被拆解，成为某种可再生资源，被送回各种再生资源的处理工厂，清洗、粉碎，重新投入熔炉，融化为各种金属、塑料原料后，甚至看不出丝毫“再生”痕迹，完全可以和新冶炼出的原材料等价售卖。
总之，这是一门涓涓细流汇入大海的生意。同时，也是一门具有很强不确定性的生意。
在废品站压缩打包好的废纸板，被装上卡车，等待运往下一级加工厂。

老许和小苏

老许今年70岁出头，香港人。他在上海市虹口区一个1980年代建成的工人小区做清洁工，每天清晨4点就出来清扫小区的路面，每个月可以领到2480元（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收废品则是他的副业，月收入有1000多元。
今年2月以来，他被委派了新工作，就是负责垃圾分拣。早上7点到9点和晚上6点到8点，是小区（整个四平街道）规定的允许居民倾倒垃圾的时间，老许需要和一名居委会派来的志愿者一起，帮助指导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每天他都会冲洗一遍湿垃圾桶，所有的垃圾桶按类别排列整齐，小区居民都夸他是小区里（垃圾）分得最好的一个。
老许从小区居民那里收纸板，一公斤大约七八毛钱，转卖给废品站，价格则是一块两毛钱。各种废品里，泡沫的价值极低，又占地方，有人打电话开了卡车来收，象征性地给他几块钱，老许就把泡沫给对方了。这方面，他远不如小区另一位清洁工“小苏”态度强势。
每天上午老许会把小区居民投放的垃圾进一步分拣，并清扫垃圾投放站点。
“小苏”是小区居委会垃圾分类志愿者乔叔对他的称呼，今年也有50多岁了，已经在香港卖了18年的废品。那些围着住宅小区拾荒和做收废品生意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甚至更年长一些。
周末居委会不上班的时候，小苏会把废品摊摆在小区入口，那里人流多。他话不多，有人找来卖废品，他总是板着脸，弯腰把废品搬到台秤上，迅速扫一眼秤上的刻度，然后起身直接去零钱盒里抓了钞票给对方。碰到想讨价还价的，他也几乎不解释，干脆摆摆手：“不值钱。”如果对方还要坚持，他就再塞个一元的硬币给人家，最多也就这样了。
跟老许比，小苏是一个更精明的生意人，每月靠收废品可以有五六千块的收入。“我在老家农村里都盖了别墅咧！”说到这里，小苏很得意。不过，他那个不知足的儿子最近又跟他提出想在县城里买房。讲到这里，小苏转而抱怨儿子不争气，“只会啃老”。

因为怕被交警罚，老许和小苏都是等到天黑以后才出发去附近的废品站。小苏对自己的三轮车颇自豪，因为加装了电机，运力可达两千斤，所以他也最怕自己这辆“宝马”被交警没收，“整辆车值两千多块钱，真收走就是要我的命了”。

   一些拾荒者在车子被收之后，因为承担不起罚款以及想到日后会有更多不确定的风险，索性回到外省的乡下老家。留下的人，则想尽办法保全自己的运输工具。有时候他们会“团队合作”，在经过挨罚几率较高的主干道时，先安排一个人骑电动车在前面探路，电话通知后面的人是否安全；也有一位年纪大的阿姨分享了她的经验：三轮车故意不装电瓶，在路上撞见交警就提前下车，很吃力地推着车从警察面前走过，“他看到我这么辛苦，就不会罚我了”。

  

“4050工程”废品站与隐秘的垃圾村

每天晚上8点前后，是赵子建一天最忙的时候。附近几公里的拾荒者，大都喜欢选择在警察下班的这段时间，骑着三轮来废品站送货。最近，因为周围的许多废品站关掉了，跑到这儿卖废品的人明显多起来。
这家位于上海虹口区一条老街的废品站，已经存在了16年，早年还曾被当作正面典型在各类报纸、电视台节目上宣传，因为它属于市政府的“4050工程”建设项目。“4050工程”是上海市政府促进困难群体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针对40岁以上的女性和50岁以上的男性下岗、协保、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再就业岗位。
2015年这家废品站因环境卫生问题曾被相关部门查封，整整关停了一年多时间，临街的大门都用石头砌上封死了。重新营业这两三年，赵子建也越来越困惑于政府对废品站的态度。
赵子建说，这个废品站隶属于区一级物资回收公司，过去是受市商委管辖。不久前他在网上看到新闻，哈尔滨市区内的废品站全部关掉了，但他觉得这都是暂时现象，理由是“不靠废品站，只靠清洁工人去做，（垃圾分拣回收）肯定做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