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2018年，距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制度施行已近6年，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产业规模初成，正规拆解处理企业数目迅速增加，资源回收利用程度大幅提高，收获了良好的社会与环境效益。但行业过度依赖政府补贴，缺乏自主造血能力，各链条责任分配不清晰，回收目录范围偏窄，非正规回收渠道死灰复燃等现象，随着基金补贴缺口的加大，也在重新凸显出来。

矛盾中前行

“2014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28.78亿元，实际拨付33.92亿元；2015年，基金征收27.15亿元，实际拨付53.97亿元；2016年，基金征收26.1亿元，实际拨付47.14亿元；2017年，基金征收28.1亿元，实际拨付0.66亿元。”在最新发布的《2017年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白皮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基金制度运行期间不仅“寅吃卯粮”现象突出，而且到了2017年，基金池已面临“断炊”之困。

一位来自拆解处理企业的负责人透露，“去年的补贴基金未能如时下发到企业，对于我们而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虽然不必担心坏账风险，但日常运行还是承受着不小压力，对于资金流充裕的大拆解单位还好说，一些较小的企业已经开始压缩拆解处理产能了，甚至停工。至于补贴何时到位，我们也不清楚。”

据悉，目前我国的废弃电器电子回收处理基金采取“从额定量”征收办法，基金义务缴纳人主要是我国境内的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主要包括具有自主品牌的电器电子生产者，以及虽没有自主品牌但为他人代工的生产者。其中，产品用于出口、委托方已缴纳基金、发生销货退回以及有利于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计方案的电器电子产品，可以申请减征、免征税额。目前，我国废弃电气电子基金征收是以生产企业的现有产、销产品数量为依据，征收标准分别为电视机每台13元，电冰箱每台12元，洗衣机和空调每台7元，微型计算机每台10元。相较于征收费用，政府给与拆解处理企业的补贴标准经调整，现为电视机每台60或70元，电冰箱每台80元，洗衣机每台45元，空调每台130元。

对于现行的基金征收与补贴标准，生产企业认为缴得多，而拆解处理企业仍感觉力度不够。从事黑电出口业务的何先生“吐槽”说，目前其公司的产品主要通过外贸公司出口，“但是，尽管产品最终做出口之用，但我们销售给外贸公司的行为，被认作是内销，因而不享受基金针对出口的减免优惠。目前黑电产业利润本已薄弱，即使每台13元的标准，也是企业一笔不小的负担”；同时，他觉得，生产企业只是制造链条中的一环，“现在基金征收仅针对产成品，未来是否应该综合考虑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此外，他认为，拆解处理企业也创造产品，销往市场创造利润，“他们应该努力提升生产效率，而非仅仅依靠基金补贴。”何先生的观点，代表了部分生产企业的心声。

此外，我国废弃电器电子回收处理基金补贴范围主要覆盖“四机一脑”产品，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准的提升，家庭内保有的电器电子品类已远超这一范畴，如厨房电器、卫浴电器、生活电器、小家电、可穿戴设备、游戏设备等，每年淘汰报废量也蔚为可观。这些“新品类”是否要纳入管理范畴、如何纳入也值得探讨。

工信部节能司处长李洪良认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作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一项有益探索，取得了预想的效果。通过征收基金，促进了生产者履行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责任，增强了其培育绿色环保节能技术的动力；通过补贴，在短短几年中，培植起一批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实现了产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现在，我们每年的回收处理量达到8千万台，再生资源的再利用接近中国资源进口量的1/10”。但是，作为一项探索性制度，废弃电器电子回收管理相关条例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不断修订与完善，“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同时更好发挥企业的内在动力。”

李洪良提到，未来政府更希望体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政府则以引导为主，“尤其在基金制度方面考虑企业的一些实际情况，对于参与绿色制造的试点企业，给与一定倾斜。”在他看来，实现生产企业闭环的绿色工业系统集成和绿色供应链是电器电子回收处理行业的最终出路。

从正向物流向逆向物流的探索

“目前，我国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量在8千万台，涉及基金补贴额度接近50亿人民币，如果109家拆解处理企业完全依靠补贴基金支持运行，确实不容易。”环保部固管中心主任孙绍锋言道，“该基金制度是当前国情下一种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落实的方式，长远来讲不可能长期支持下去。”随着国情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升，孙绍峰希望大家能够树立起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引流入正规拆解企业的意识，提升资源利用率；“基金的作用在于引导、推进”，未来，包括电器电子在内的固废污染物，更可能以立法形式将其作为生产者的责任确立下来。

这就敦促生产企业和拆解企业必须加强清洁生产、自力更生的能力。

北京大学教授童昕为此提供了一些思路。她指出，解决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难题的根源在于企业能否实现清洁生产。

“现行的制度和条例，实质上是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由‘丢废弃物的人支付废物处理成本’，由此生产者承担更多责任。”

但“清洁生产”的概念认为，“废弃物管理阶段的问题，可通过产品生态设计和材料的选择，以及商业模式的重构，实现远较末端处理为好的效果。”

以日本为例，他们将生产者责任制度视作生产者主动改善产品环境属性的契机，从而创造了全新的市场机遇、商业模式。中国目前在政策层面是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看作产业转型、供给侧改革的一种内在激励。十九大期间，国家提出了将绿色制造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意图。

童昕认为，“现代生产系统拥有高细密的分工，承担废物管理义务应该是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任务。本质而言，废弃物管理是有优先级别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废弃物减量化；其次，是再利用、再循环；最后，才是考虑废弃处置。而现在我们的关注重点有所偏颇。合理的生产者责任延伸，是通过技术、材料、模式的改进，减少真正的废弃物数量，将消费增长、价值创造与资源消耗脱钩。”

她提供了两种产业生态设想，一是集成化闭环供应链；一是开源供应链。

集成闭环供应链以苹果公司为代表，“去年，苹果承诺在全球实现100%闭环供应链，即苹果产品不再依赖矿产开发，而是完全依靠再利用材料。”在这一逻辑下，苹果产品设计更加集成、耐久，“生产者不希望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打开它，那怕进入二手循环，都要维持整体状态，直至其无法履行功能。”苹果鼓励用户在产品报废后将其送至苹果拆解中心，内部拆解为8大基础构件，这些构件一些可以循环利用，一些可以再加工利用。苹果官网回收公告有如下陈述--你折抵的设备将变成别人手中的新智能手机，继续物尽其用，这对任何设备来说都是件好事。

开源供应链则类似电脑组装。“比如手机，有人想要新摄像头，有人想要扩大内存，那么厂家是否可以制作标准框架，让消费者根据需求购买模块，拆下的模块也可继续在市场交换。”谷歌在2014年曾做过模块手机探索，海尔、LG等企业也做过家电产品的模块化尝试，只是均未成为主流，“开源供应链的优势是物尽其用”。

童昕认为，两种模式均有优缺点，“比如苹果也面临如何将产品收回到自己手中的问题；而开源供应链废弃物的终点是城市废物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很大程度上需依赖地方公共财政支持，显然，这种管理的成本越来越大。而两种模式结合，或者会取得最大化效益。”

在童昕主导的数据跟踪建模中，他们发现了如下特征，“废旧产品的流动区域化特征明显，也就是临近区域间流动频繁，比如北京向河北流动，重庆向四川流动。这种跨区物流成本与区内流动的区别不大，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比如在川渝地区，长虹这样的企业组织回收效率就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掌控能力，可以实现集成化回收。”

“在正规回收处理企业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中间市场。比如，一家专业为规范处理厂供货的企业，他们非常了解基金制度的各项标准，同时会大量收到一些缺少线路板、部件的产品，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回收市场，可以将整机配齐送到处理厂。在河南和安徽交界以及贵屿都有此类企业存在。还有最末端的个人回收从业者，则是完全根据市场信号，正规处理厂价格高，就交给处理厂；价格不好，则自己拆解做零卖。在这些中间地带，包含了大量民间创业者的努力。他们也提供了一种网络的灵活性。”童昕认为，这些中间地带难以完全杜绝，但可作为补充，由政府加以引导。

童昕说，“废弃电器电子处理基金制度是我国探索绿色产业链建设的一场伟大实验，而当务之急，是在基金的引导下，建立一个一体化再生资源市场。政府的任务是制定目标，然后根据社会的发展阶段及资源的优先级别，综合评定。”她认为，“可以鼓励生产者建立绿色产业链，让他们的子公司作为循环处理厂进入这一行业中。更重要的是，鼓励企业建立一套金融机制，将废物处理的成本纳入企业运营的整体考量中。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开放、多元化，最好能带来源头治理，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