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情景可以有三种模式。我认为，其中的C模式才是适宜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并且可以实现环境奇迹的合理路径。

          1、A模式——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强物质化模式不可行。所谓A模式，是采用布朗在《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的说法。强物质化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相同步的发展，在GDP做大的同时环境压力也变得更大了，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仍然处于A模式的发展状态。只不过，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因为过度消费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同步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生态效率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同步增长，即GDP的增长一方面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一方面伴随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基本走的是A模式道路。例如有人已经提到，早在中国人均GDP为400美元-1000美元时（即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的污染排放水平已经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GDP为3000美元-10000美元（高加工业阶段）时出现的污染水平。今天我们关注环境奇迹问题，就是要摆脱这样一种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发展道路。我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战略研究时，曾和有关专家一起测算过：如果我国继续按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产生水平，那么在2020年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翻两番的情况下，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可能是现在的4-5倍。显然，这种模式不但意味着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和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难以为继。

          2、B模式——要求经济与环境绝对脱钩的减物质化模式太理想。与A模式相对的是B模式。这是布朗倡导的未来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大规模减物质化，目标是在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开始“脱钩”。长远来说，这种目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须的，它是绿色现代化或生态现代化的真正内涵。

          但就当前来说，它最可能是发达国家争取的目标。因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成熟经济是有可能通过生态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脱钩的。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国家提出了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生态经济效率为“倍数4”甚至“倍数10”的发展目标。所谓“倍数4”，就是经济增长比现在增加一倍，而物质消耗和污染产生比现在减少一半。

          但是，这样的发展目标能不能马上用到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阶段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同样粗略测算过，到2020年，在我国经济增长翻两番的同时，希望环境压力没有明显增加，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而如果希望环境压力有明显减轻（例如比现在减少一半），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这个目标当然是鼓舞人心的，然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看，要实现难度很大。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目标需要调整。显然，这将从另一方面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C模式——与中国现阶段相适应的资源生产率提高模式。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压力的严峻制约迫使我国不能继续遵循传统的A模式，同时限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立即沿用较高发展阶段的B模式。

          为此，我提出与我国未来15年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简称C（China）模式。在C模式中，中国的经济仍保持既定目标的增长，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有一个先减速增长，然后再趋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需要通过C模式来实现所希望的环境奇迹。

          C模式可以说是1.5-2倍数发展模式。就是说，中国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同时，允许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但是污染排放需要严加控制）最多增加一倍左右，用不高于2倍的自然资本消耗换取4倍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社会福利。该模式赋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个15-20年左右的缓冲，并希望经过这个阶段的增长方式调整，最终达到相对稳定的减物质化阶段。从社会公平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及世界都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一方面，在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上，它比传统的A模式有一半以上的大幅度降低；

另一方面，它符合生态经济的公平要求，在给中国13亿人提供合理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世界创造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到2020年以后，中国将有可能实行倍数4的更进一步的绿色发展战略，即经济总量继续翻一番，但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实现减半，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实现脱钩发展。但是在中国国内，对上海、北京、广东等发达地区，由于发展阶段领先，需要率先实行大幅度的减物质化战略，以便到2020年能够在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意义上基本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