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极大丰富了物质生活，彻底改变了人类衣、食、住、行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拥有量，很多矿产资源包括油、气能源的储量都不足而不得不依赖进口，已成为保障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用短短6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工业发达国家将近200 年的工业化历程，如今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GDP第二大国，但与此同时也还是世界第一资源消耗大国与进口大国，而环境污染之重已成为全球之冠。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是中国著名的环境工程专家和环境教育家，参与并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与施行。 

 　　资源再生的意义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领先于全球，对于资源的消耗也因此而始终位列世界前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2008年所消耗的自然资源达226亿吨，几乎占全球消耗总量的1/3，是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国美国的4倍。  　　钱易就此指出，中国自然资源总量虽然庞大，但人均拥有量却很低，而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她表示，对人类而言，任何资源都有其生命周期——从开采、提炼、生产、销售到最终的废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由资源到产品、再到垃圾的生命周期;而从客观的角度而言，资源再生就是要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

  　　“作为全球人均消耗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过去美国人生动地将资源消耗的过程描述为‘从摇篮到坟墓’，因为他们这时已经意识到要节约资源、要防止污染——从资源的‘摇篮’到废弃品的‘坟墓’，因此提倡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与阶段都要注意节约资源、防止污染，为此需要采取改进工艺、改进资源使用方式、方法等一系列的措施。”她说：“最近十年美国人的理念发生了改变，对工业产品生命周期的描绘也改变成了‘从摇篮到摇篮’，强调的是资源的再生。任何产品在报废后，都可以再生利用成为资源，这种资源再生的理念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方式，包括消费的增长方式及消费的习惯也都会发生改变——这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使地球资源消失的速度得以大幅度的减缓。”钱易指出，在这个方面，资源短缺的日本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十分缺乏，早就觉悟到应该节约资源、再生利用可再生的废品，在回收利用各种固体废弃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据此钱易表示，她认为资源再生具有三重方面的重大意义：首先，可以缓解资源短缺的瓶颈，使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时间得以延长——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将自然资源的损耗减少到最小，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个时间在理论上甚至可以无限接近于无限;其次，环境污染可以减轻，过去废旧物品被称为垃圾，随意抛弃对方污染环境，现在垃圾被称为城市矿山，将得到分类回收利用，对环境的污染就必将大大减少，实现了变废为宝;再次，当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都处于发展的低谷期，如果能够将资源再生作为新的目标与战略方向，中国将可以拥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基点，衍生出许多新的相关产业。

  　　钱易就此呼吁，在即将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一定要将资源再生作为一个重点的项目予以规划，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几年前，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应邀来清华大学做学术交流，在报告会场他向大家举起了自己的手机，并告诉大家，那部摩托罗拉的手机是一部再制造产品，其中重复利用的零部件比例高达80%以上，但它的功能完全等同于采用全新零部件制造的产品，而且据介绍其部分性能甚至要优于全新制造的同款手机。”她说：“这个案例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再制造正是资源再生利用的一种方式。”钱易指出，在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领域发达国家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不仅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而且也制定有许多相关的制度来作为其保障。她认为，其中影响十分深远、也值得中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就是“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的确立与实施。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ystem)又称企业延伸责任、产品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产品监护责任(product guardianship， product stewardship)、生产者后责任(latter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产品和生产者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t an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而这些概念的差异性，则表明了其内涵的细微不同。  　　欧盟将生产者延伸责任定义为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使用完毕后的回收、再生和处理的责任，其策略是将产品废弃阶段的责任完全归于生产者，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欧盟的定义。

  　　欧盟规定废旧电子电器产品的处理费用将由生产企业负责，比如彩电或冰箱，每台将被加收2～3%左右的回收处理费用，该费用附加在出售产品价格中。

  　　日本从2001年开始，规定家电生产企业、销售商以及消费者有回收和循环利用废弃家电以及负担部分费用的义务。在实施过程中，由制造商负责回收、再生和处置，而费用由用户负担。由于回收家电要向用户收取处理费，在执行的当月回收的废旧家电数量只有20万台，不法丢弃比上年突增25.5%，后经教育和对不法投弃者进行处罚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在运用法律杠杆方面，目前发达国家对电子废弃物的处理与利用都有细致而又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都共同强调资源循环利用这一可从源头上着手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 

 　　中国于国务院2008年8月20日通过、201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对于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定义、使用范围以及各方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格许可制度，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 

 　　钱易指出，亡羊补牢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较未雨绸缪要高，因此，除了加强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意外，还必须预防和杜绝对资源的铺张浪费：“诸如通过更好的产品设计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这本身也是防止环境污染、节约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事实上，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一方面要求生产者在设计、生产产品时减少原材料使用和能量消耗、延长产品的使用率或产品使用寿命并减少消费后废弃物的数量，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开矿所带来的废料和环境破坏，同时可以降低生产、销售、回收和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源消耗，而且由消费者所承担的费用也可以更低。  　　另一方面，还要求生产厂商回收利用废旧产品，因为生产厂商有技术、有能力实行再制造，把废旧产品上的零部件使用到新产品的生产中，还能确保产品的质量，达到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又减少污染排放的三赢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制最基础、也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仍然是对废弃产品的回收。钱易指出，在这个方面日本再次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日本在城市垃圾处理方面做的最好，其城市垃圾分类多达32种，在全国设有26个生态镇，其中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回收、处理工厂，几乎包含了处理一个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能力;德国的城市垃圾回收率、收集率也都在 60%以上，再利用率在 90%以上。”“按照比例，日本的单位GDP消耗资源数量是最少的。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资源消耗却降幅很快，在这个领域的进步很大。”钱易说：“中国与德、日相比，差距仍然极大，还有太多的短板需要我们去弥补。”资源再生的实施对于资源再生的实施，钱易指出必须要落在实处。她就此建议，应大力加强工业园区的生态化建设：“这些年中国各地都发展了许多工业园区，但许多园区中不同企业只是简单地成为邻居而没有能够形成工业共生代谢的关系，因此也还不是生态化的园区。”据钱易介绍，所谓工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代谢，是指一种工业企业，其架构下的某一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可以用作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从而最高效地利用资源和最大化地减少工业废物。  　　生态工业园区是根据工业生态学原理和循环经济理念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式，通过工业园区内物流和能源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

  　　在这样的体系中，一个企业的“废物”同时也是另一个或多个企业的原料，由此可以实现整个体系向系统外的零排放。  　　本质上，生态工业园区是人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工业平衡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它可以充分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态园区内的工业链接服从自然生态规律，但同时也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生态化园区以生态工业理论为指导，不仅着力于园区内生态链和生态网的建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从工业源头上将污染物排放量减至最低、实现区域清洁生产，而且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方式，使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成为下游生产的原料，达到相互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与传统的“设计—生产—使用—废弃”生产方式不同，生态工业园区遵循的是“回收—再利用—设计—生产”的循环经济模式。  　　钱易以广西贵港生态工业园区为例，阐述了生态工业与生态园区的具体例证：一根甘蔗，传统的制糖工艺是“甘蔗--制糖--蔗渣”，但在生态工业理念下，—甘蔗、蔗渣、糖蜜、等所有废料都得到了利用，除了蔗糖产品外，还可获得酒精、牛肉制品、牛奶制品、酒精、纸浆、纸张等多种产品，废弃物几乎全部成了资源。  

　　钱易指出，在由一系列制造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组成的生态工业园区内，企业间是按工业“食物链”和闭路循环型来实现园区、企业和产品多个层次生态管理的;而且园区内企业这种相互依存、类似于自然生态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也可以用“工业链”来表征，且工业链与食物链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就某种意义而言，生态工业园区也是由单链结构、并联结构逐渐发展而来的，网状结构是其顶级状态，这已从成功运作的生态工业园区如贵港的生态化工业园区，以及其他类型的生态化工业园区得到充分的验证。  

　　生态工业园区是包含若干工业企业，也包含农业、居民区等的一个区域系统。在园区内的各企业内部实现清洁生产、减少废物源，在各企业之间实现废物、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完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使得区域对外界的废物排放趋于零。 

 　　工业生态学将工业园区这样一个人工生态系统设想为自然生态系统，也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和储存，并通过工业代谢研究，利用生态系统整体性原理，将各种原料、产品、副产物乃至所排放的废物，利用其物理、化学成分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地组成一个结构与功能协调的共生网络。  　　而生态工业园区，则特别强调应包括一个类似于生态系统中还原者作用的还原过程，通过它将污染废弃物质再资源化、或更新资源生产的持续性。

  　　钱易表示，除贵港外近期还考察了其他四个城市对于城市矿山的开发利用，并感觉收获颇丰：“其中天津子牙工业园区对于废旧汽车、电器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卓有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她说：“苏州对于居民餐厨垃圾之外的城市餐厨垃圾回收率已经达到了70~80%，其所回收的废油 被加工为工业用油及燃油，除节约石油外，残渣还可以加工为农业肥料。”“武汉的优势与天津相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林美公司的一个废旧家用电器展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俨然便是一幅中国家用电器发展史的鲜活长卷。”钱易指出，由格林美所主导创建的“回收哥”模式不仅仅是一个回收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中国资源回收从业人员的一次全新定位，其社会意义更在于平台本身之上：“我把这些相关信息告诉小区收废品的小伙儿，他对此也感到非常地兴奋，与有荣焉。”此外，她对于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的运作模式也颇为赞赏——通过在中心网站对全国各地企业“多余废弃资源”的收集与展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再生利用：“这是一种‘红娘’式的服务，效果极其地显著，但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绿色理念。”钱易所考察的最后一个城市是郑州。她表示，此次考察给她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中国需要更多的企业致力于再生资源产业，象格林美这样的企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实现在每个城市都初步建成完整的城市矿山资源再生产业链。”她透露，清华大学的相关课题组正在研究开发由生活垃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构成的“城市矿山”的潜力：“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出最终的权威性数据，但已然可以对诸如其中所蕴含的金银铜铁锡等稀贵金属 的开发潜力等可量化项目进行计算。”据钱易介绍，在再制造领域中国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滨士所主导的再制造坦克、装甲车轮胎性能已完全达到了新制造轮胎的水准;此外在齿轮的表面处理并用于再制造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徐滨士院士通过对轮胎磨损部位的再制造实现了轮胎整体的循环利用，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钱易表示，这项相关的技术也已正在向民用领域进行推广，相信未来将在中国再生资源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钱易还呼吁，对于那些原本还没有使用城市污水系统的农村地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不去建设现行的城市污水、粪便处理系统，而改用更为节水、更为环保、更便于回收资源、能源的其他处理方式。

  　　“将粪便用数倍、甚至于数十倍的水予以稀释后，还需长距离的流经城市地下管网，之后才能再对其进行后期的分离处理、以期实现对粪便的收集利用和循环用水，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够环保、不够节能、也不够绿色化的处理方式，完全可以从源头就实施更为适用的处理模式。”由此钱易强调，资源再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有技术因素、也有管理因素，还有宣传教育因素;有工业因素、也有农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中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发展，未来应要加强在文化教育领域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发展的教育，应采用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教育，以及媒体、文艺等社会教育渠道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目标不仅是学生，也要包括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普通居民。”“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过程中，既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吸收国外的先进观念。最终的目的是形成热爱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她说：“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化发展都要纳入相关法律，要加强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特别是应建立考核指标体系，改变唯 GDP 至上的观念和做法。应该正确认识 GDP 的数量和质量———我们需要的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关注 GDP增长速率时，必须分析资源利用率及 GDP 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最后钱易特别指出：“联合国组织与各国各类机构都曾就经济发展作过大量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理念、得出了许多成果与指标，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鉴、衡量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