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旧塑料瓶丢进机器，最后吐出来的是上百颗切面精细、像药片一样的再生聚酯颗粒，这些颗粒可以再次做成饮料瓶。但是，这间“亚洲最大的”回收塑料瓶处理生产线，从2013年开始因为“货源”不足已不再开工，被搁置了三年多。

这背后隐藏的是北京废品回收领域的“暗战”。

盈创的产能是一年可以处理5万吨的塑料瓶，但平均每年仅能收到1-2吨的“货源”。也就是说一年可处理22亿只废旧饮料瓶的机器，实际最高时仅处理了8亿多只。“缺货”、缺垃圾、缺塑料瓶……被认为是这条生产线荒废的最大原因。

但与之矛盾的是：北京市发改委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北京的垃圾量逐年在上涨，前两年北京垃圾日均处理量是1.8万吨，今年达到了2.17万吨，整体增加了两成。北京一年废弃约60亿只左右的塑料瓶，而盈创设立在各城区的5000多个有偿智能回收机每年能收回的饮料瓶只有4000万只。

那么，垃圾都去哪了?有统计说，其实99%的废品回收市场掌握在城市“拾荒大军”手中。2014年北京的调查数据显示，垃圾产生量700万吨，现代“丐帮”们捡来的可回收垃圾资源，同样是700万吨。所谓的现代“丐帮”捡回的垃圾资源，最终的流向是北京四环外的82个废品集散地，垃圾会被分门别类地运往河北省各地，已经自发形成了一条专业的垃圾回收产业链。

  

但是，与正规企业不同，丐帮的环保成本几乎为零，盈创公司总经理常涛说，“那个市场上几乎污水横流。我们拿生物碱清洗，他们拿工业强碱清洗，污水也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无论是环保成本、还是正规用工等各个方面产生的成本损耗，最终计算出塑料瓶的收购价，我们根本竞争不过这些小黑作坊。”身为“正规军”的环保企业被“拾荒大军”击垮，投射出中国环保产业之“痛”。

关于这个话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做出了分析评论：

常纪文：循环经济是国家战略，必须执行的。但是循环经济不仅要讲究经济效益，还得讲究环境效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企业和从业者不得进入这个行业，但是目前落实的不好。循环经济应该优化产业链，全链条进行管理，特别是要采取一些经济刺激的手段，这在国外证明是比较可行的，包括押金等制度。这样才能使循环经济的战略既有目标而且可执行。

根据报道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小作坊式的塑料瓶回收企业，它的环境成本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它的收购价格很低，它就有优势。而正规企业去回收，就没有环境成本上面的优势。这说明我们在监管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像拾荒者这些低端产业从业者现在正慢慢撤离北京，因为捡废品的收益在慢慢下降。如果环境成本解决不了，那么这些塑料瓶可能收集以后还会跑到河北这些地方去。因此它环境成本低，从业者的收入比较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四个方面去着手：第一是严格执法，淘汰小作坊。现在京津冀正在搞协同发展，那么应该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对于低标准的那些小作坊应该提前淘汰，并且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发现了应该追究地方党政领导的责任。第二是严格规定废品集散地的塑料瓶只能通过特定渠道回收，或者只能卖给有循环经济利用资格的企业，防止那些防止他们收了之后卖给那些低端的小作坊，因为它排放污染物不符合标准。也就是说，必须制定一定的要求。第三是推广塑料瓶回收利用机器。我们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们在社区、学校对于玻璃瓶、塑料瓶都是采取专业化、专门化的回收。

         比方说能不能建立押金制度，塑料瓶通过机器回收之后押金也退回来了，然后这个玻璃瓶的费用也退回来了，这就是前端的垃圾回收制度，就是让正规军来专业化、专门化从事这个塑料瓶的回收。这是很前端的，防止塑料瓶流向社会市场，那就很难管了。第四是搞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如果说垃圾分类搞得好，塑料瓶和其他的垃圾区分开之后，就会有一些专业化的运营公司来进行管理，拾荒者就不能进来了。这也有利于塑料瓶、玻璃瓶得到有效的回收。

     总体来说，国家虽然制定了好多标准，制定了好多规范，但是第一个就是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律法规规范仍然很抽象，第二个就是执法不够，应该建立有关部门的清单，比如塑料瓶回收这个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个部门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明晰，否则最后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人去进行监督，所以要重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