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首先不是个教育或理念题目，而是个法律题目。否则，就会泛起脚踏两船者占便宜的情况。

　　主持人：支玲琳嘉宾：戴星翼(复旦大学城市环境治理研究中央主任、教授)解放观点：苹果公司新iPad的发布，毫无意外在全球引发了新一轮的抢购高潮。按照电子产品如今更新换代的速度，据说至少18个月就要进级一代。从最初的 “大宗消费品”，到如今成为人们追逐的 “时尚消费品”，电子产品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引来了人们对环保题目的忧虑。人们往往上一代产品还没有捂热，就已经忙不迭去追逐下一代。您对此怎么看？

　　戴星翼：消费与环保，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不管是对商家的出产行为，仍是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仅仅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或者进行浮泛的环保号召，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枢纽是采取切实的措施，将对环境的损害减少到最低。


　　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垃圾，包括手机、家用电器、计算机等有集成电路主板的电子旧物资，回收处理题目很复杂。事实上，电子产品真正跑到垃圾堆、焚烧场、填埋场的，少之又少。它通过不同环节，已经实现了回流。所以题目不在于我们的垃圾中有良多电子产品，而是这些电子产品通过什么渠道回流，会产生怎样的题目，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

　　目前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有正规和非正规两种途径。比较正规的，像浦东正在试点做一个电子旧物资回收处理系统。只要居民把旧电器交投到指定的回收处理箱里，相应的积分就会打入其环保账户中。这个积分，不仅可以用来兑换礼品，还可以支付公用事业费、充加油卡等。而电子旧物资，则会经由正规的、比较环保的拆解，实现资源回收处理。但是坦率说，这个量并不大。大多数废弃的电子垃圾，是通过各种灰色渠道，送到了地下拆解点。


　　所以，电子旧物资最可能的出路有这么几种：一是重新组装。好比旧的电视机、手机拆掉以后，重新组装成二手机、翻新机，然后以便宜的价格通过灰色渠道卖出去。第二种，假如电子旧物资已经没有再利用的价值，那么就用强酸洗出电路主板上的稀有金属。这种工艺完全属于土法上马，对环境的影响后患无限。




　　解放观点：有人说，这完全是制造商的 “阴谋”。明明手中把握的技术已经到了800万像素，可偏偏先推出一个300万、 500万像素的产品，刺激人们不停更新、不断消费。而由此产生的环保 “副产品”，出产者理当不能完全置身事外。您怎么看？


　　戴星翼：这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的选择，不便过多指摘，但轨制建设一定要跟上。其中最核心的，是出产者责任延伸轨制。一个出产电子产品的厂家，不能卖掉就算完事，要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只有当每一个出产者，对自己的产品负起责任，回收处理的题目才能终极得到解决。


　　这个轨制最早是由德国发起的。好比某一家用电器视机的出产厂家，在建立一条出产线的同时，还要建立另一条出产线，负责回收处理物的拆解再利用。我们将其称之为 “静脉出产线”。像人体一样，动脉负责将血液输送至各个脏器，而静脉则主司使血液回流心脏。回收处理的产品，拆解后根据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假如零部件仍是好的，符合新产品要求的，那么可以让它回到新产品出产线上，实现轮回利用。另一种情况，零部件已经由期，有些厂家就用来出产二手机，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出租或者出售。最后一种情况，其实无法回收处理再利用的，进行分类破碎摧毁，作为原料重新进入出产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回收处理过程非常规范，且环境友好，人们所担心的环保题目天然也就避免了。但这靠的不仅是出产者的觉悟，而且是法律的强制要求。




　　在我看来，环保首先不是个教育或理念题目，而是个法律题目。否则，就会泛起脚踏两船者占便宜的情况。同样一个手机，假如老诚实实按照环境友好的方式来轮回出产，天然要贵一点；另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天然就要便宜一点。而在市场上，便宜的厂家就轻易占据竞争上风。如何防止这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产生？唯有法律强制每个出产者都这样去做，把起跑线拉平。


　　解放观点：中国已经有了 《轮回经济促进法》，要落实 “出产者责任延伸轨制”，有无现实操纵的可能？


　　戴星翼：要对 “再制造”进行立法，必需根据行业特点，分门别类进行个性化规范。但众所周知，不同产品的出产流程、出产工艺各不相同。我们究竟是发展中国家，立法水平还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题目。第二，我国任何行业的出产都比发达国家要分散，杂牌林立的山寨厂商数不胜数。国外，电视机、手机就那么几个品牌，但中国有多少？分散了以后，法律的执行本钱就非常高。第三，市场组织题目。能否实现同一回收处理，然后分流；或者集中在几个点上，然后针对不同厂家的产品进行分拆，再运到工厂去。德国也是如斯，每个厂家建立一个回收处理基地本钱太高，于是这些公司就集资建立专门的回收处理公司，题目迎刃而解。


　　还有就是旧物资的价值题目。我们有个想扔的旧东西，总想卖点钱。但国外恰正是倒过来，你要把自己的旧电器扔出去，是要付钱的。当然，任何题目放到中国就会变得更复杂。由于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差别更大，治理难度可想而知。好比，那些非常小的回收处理处理回收公司，对环境的危害实在很大，但有些地方监管能力比较弱，甚至默许这样的经济流动存在。这就产生一个题目：处理废旧电器，因为小回收公司可以逃避污染管理的责任，所以本钱非常低。说到底，不单单是一个立法题目，还与政府治理环境的轨制能力有着紧密亲密关系。发展中国家的轨制能力，普遍不如发达国家。中国算是情况好的了，可即便如斯，也不可能管得住那么多分散的流动。这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我曾经讲过，假如我们能把这些流动管住了，那么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