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中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2.8万亿元，培育形成50家以上产值过百亿的环保企业。

“首先，不能就环保来谈环保，环保要和资源节约、节能减排，产业转型升级换代结合起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对《英才》记者表示，“环保产业如果只谈治理，那么路就会很窄。”在石油领域纵横30余年，退休后，傅成玉一直密切关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问题。

另外一方面，资本市场上环保股在今年A股表现亮眼,金融机构也强有力支持环保产业做大做强，使产业迎来加速发展的黄金期。PPP、并购、海外投资等，让越来越多的环保产业人士意识到未来中国将会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环保企业。

“现在的环保产业形势到底怎么样？有的认为发展非常好，但许多企业，特别是民企多数是叫苦的。大型企业跑马圈地挤压民企生存空间、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得不到解决、市场混乱，真正好的环保技术得不到推广。”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刘启风直言。

根据《英才》记者统计，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从事大气、固废、水务及环境监测、检测等业务的环保企业共计59家，粗略估算仅占环保公司总量的1‰。而从收入水平上来看，59家上市公司2015年的销售收入中位数仅为11.6亿元。

与法国威立雅、苏伊士环境集团、德国莱茵集团等百年巨头相比，无论从收入规模、技术水平、运营经验以及资本运作方面，中国环保企业还有不少差距。具体而言，国内环保市场集中度非常低，融资模式较为单一，盈利能力也偏弱。环保行业面临着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投资收益低等共性问题，在中小企业为主、资金短缺、融资需求大的大背景下，租赁也随着环保产业投资大幕的拉开逐渐进入环保领域。

民生金融租赁董事长周巍对《英才》记者表示：“绿色发展已经深入人心，节能环保行业也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目前这个行业也面临应收账款高企、融资、资产过重等问题，而金融租赁可以有效解决资金问题，帮助环保企业降低负债，和环保企业一起快速发展。”

目前的市场中也不乏细分龙头，特别是已经登陆资本市场的上市环保企业，最有可能率先踏入千亿门槛。

这些企业如何通过金融手段拓宽融资渠道？如何利用好资本市场整合行业资源？如何提升自身技术实力？如何通过综合实力的提升拉近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如何保持细分龙头的持续优势地位？

文一波 一些PPP项目利润率在基准利率以下

一些“含金量”高、收益率好的项目，也存在被“雪藏”的问题：基层政府不舍得拿出来做PPP模式。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一些PPP项目在未来三五年可能会出现问题，这个阶段对环保产业冲击比较大。”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直言不讳。

“水十条”、“土十条”等政策利好，资本的涌入，年均接近18%的增长速度，尽管环保产业“一片大好”，但文一波仍然保持着谨慎思维。“很多优秀的上市公司，能不能熬过前期投入的困难期，同时保持自身业务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挑战比较大。”

截至目前，桑德集团投资和控股了启迪桑德（000826.SZ）、桑德国际、桑顿新能源、桑德新能源汽车等数十家企业，业务覆盖水资源、水生态、固废处理、环卫、再生资源、新能源、环境规划影响评价、环境检测等。其中启迪桑德是国内唯一业务涉及整个环保产业链的企业。

采访前，启迪桑德与黑龙江省富裕县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全产业链一体化投资、生物质能源投资领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投资领域、城区开发区市政PPP投资领域进行合作，项目总投资预计20亿元。

“目前有很多热门的PPP，BOT项目，但我感觉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遇到困难。PPP的项目中，民营企业机会少了，很多规模庞大的项目集中在央企。”文一波告诉《英才》记者。

由于大部分PPP项目的资金需求规模大，并对社会资本的建设开发及后期运营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自身不足与外部因素共同造成民企在PPP中的劣势，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就是，众多PPP项目中，民营企业的身影并不多见。

“环保基本属于重资产行业，如何进入这个领域，会涉及到融资的问题。PPP项目的融资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PPP项目的边界不确定性很强，现在一个PPP项目几十个上百亿，这是一个挑战。民企去做，融资全部要以资本金为基础，而央企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他们的信用体系比较高，对民企产生了冲击。”文一波坦言。

2015年，启迪桑德迎来清华控股入股，市场评论认为，公司具有了国企背景，融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与启迪控股协同效应显现，在PPP拿单能力上进一步增强。年初至今，公司已落地PPP项目6个，总金额23亿元；另落地框架协议4个，总金额112.5亿元。

另一个困扰企业的问题是，PPP项目大多为微利项目，对社会资本而言，相对于前期巨额的资金投入，收益偏低，在低于民企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吸引力明显不足。

“去年有些PPP项目，收益率在1%—3%的项目特别多，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PPP项目收益到基准利率以上，全都在基准利率之下。”文一波对《英才》记者透露，“这样民营企业如何去做，所以要求企业能够精耕细作，进一步降低工程建设的成本。”

同时，一些“含金量”高、收益率好的项目，也存在被“雪藏”的问题：基层政府不舍得拿出来做PPP模式，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对社会资本来说“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项目在前期阶段徘徊，导致项目进度慢、落地率低。

“目前环保产业快速发展，但是又遇到政策的不成熟，企业还要生存和发展，我们自己也要找一些新的机会，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也和金融机构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新市场还有机会。”文一波表示。

刘雷 技术加模式创新

发展的问题就是要靠技术，根据市场来审时度势。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7月14日，三聚环保（300072.SZ）发布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12.08亿—1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21%—55.43%。这种净利润增速对于三聚环保来说并不新鲜。

自2010年在深市创业板上市以来，三聚环保的增长力一直强劲，营业收入从2010年的4.30亿增长到现在的175.31亿元，净利润也从2010年的0.75亿增长到16.17亿元，这其间，三聚环保也经历了油价下行、经济低迷等情况。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环保产业完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帮助企业一起解决过去遗留的环保问题，才更有意义，节能、降耗、减排甚至包括之后的产业升级。”三聚环保董事长刘雷对《英才》记者表示，“不简简单单地为了环保而环保，而是解决了环保问题，补了短板。发展的问题就是要靠技术，根据市场来审时度势。”

2012年，在传统的能源净化业务基础上，三聚环保开始向能源净化综合服务商转型，拓展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转化业务，推动环保、能源化工产业的融合发展，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在脱硫、悬浮床加氢、新型煤化工等领域融合发展，升级为能源、环保一体化服务商。

2013—2016年，三聚环保净利润分别为2.05亿元，4.02亿元，8.21亿元和16.17亿元，这种净利润增幅,即使是在快速上升期的环保产业中也并不多见。

规模增长与转型创新对三聚环保的现金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5年9月，在向能源净化综合服务商转型的档口期，三聚环保完成20亿元定增计划。业内人士表示，向客户提供净化综合服务时，三聚环保通常采取总承包等经营模式，该模式为公司获得了较多的客户资源，也产生了旺盛的资金需求。

“要有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引进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现在的PPP等金融手段的利用，用时间换空间。逐渐地来进行完善，用适合的方式发展自己。”刘雷表示。

去年，三聚秸秆生物质炭基复合肥技术亮相，刘雷透露，炭基复合肥是三聚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同研发的成果，“南京农业大学研究了十年的炭基复合物，把秸秆进行炭化，然后秸秆还田，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去年3月15日就到了南京农业大学，我们入股70%，他们团队以及知识产权就能被三聚吸收。”

与此同时，针对于秸秆收集、耕地修复商业模式的行业痛点，三聚环保采用“农民供秸秆，炭基肥还田的方式，最终增加农民效益，同步改良土壤质量。

“我们帮助支持化肥厂升级，跟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成立政府引导产业基金，成立农业保险，形成一个新型的模式。目前我们已经签了将近一亿亩地，根据地域不同，能达到8%—15%的收益。这样的运营模式，炭基复合肥的产业链就运转起来了，这就是炭基复合肥的诞生过程。”刘雷对《英才》记者表示。

蔡济波 光伏与金融的结合

低频高损的风险制约了家用分布式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太阳能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底，国内太阳能发电装机量要达到1.1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要达6000万千瓦以上，而2016年底分布式累计装机仅为1032万千瓦。这意味着，未来4年中，分布式光伏每年都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市场规模。

虽然分布式光伏产业有万亿产值蓝海，但专业人士也指出，优质屋顶资源稀缺、部分项目建设质量低下，尤其是中小企业在资金上的捉襟见肘以及缺乏历史优秀业绩的背书，令不少银行融资机构望而却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分布式产业可持续发展。

对此，苏美达集团总裁蔡济波对《英才》记者表示，在拓展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时候，苏美达能源从电站方案的设计、审批、建造以及运维，全部包揽，并且还保证电站电量，另外还帮助业主解决融资问题。

为此，苏美达能源推出“步步为盈”分布式光伏投资收益计划，让企业能使用小比例金额即可启动光伏项目。

比如电站造价1500万元，而企业只需先行出资400万元，其余1100万元由苏美达帮助对接金融机构来进行项目融资，由于有苏美达对电站质量的背书，金融机构不仅对项目提供融资，而且还不需要业主进行担保。

企业除了电量自用外，多余的光伏电力也可直接上网，并与电网进行售电结算，从而实现项目收益的最大化。不仅减少了公司电费的支出，降低了生产成本，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碳排放量，达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三赢。

而且，苏美达能源继推出工商业分布式品牌“步步为盈”后，还推出了基于家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的“宅电宝”品牌。

“宅电宝”是首个由央企推出的家庭太阳能发电服务品牌，采用专业设备，通过高效利用自有的房屋屋顶进行太阳能发电售电，并领取各级政府补贴，从而实现投资人长达25年以上的超长期稳定收益，并带来持续的环保贡献。

但是，作为一项拥有投资属性的新能源产品，如何保障家用分布式电站能在25年内安全稳定的工作，是摆在各家企业面前的头等大事。

因前期选址设计不当、光伏发电产品质量问题、电站施工质量与运维、洪水、暴风等意外自然灾害，导致的电站损毁甚至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这些低频高损的风险制约了家用分布式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苏美达能源与太平洋保险联合，共同推出全国首例家用分布式光伏保险产品也正是基于目前家用分布式行业的痛点，结合行业实际制定了保险条款，共同保障电站投资人25年的稳定收益。

按照双方协议，在保险期内，苏美达能源及旗下辉伦太阳能所生产、出售，并安装的分布式家用光伏发电系统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等意外事件时，可获得最高达千万元的经济赔偿。

从家用分布式光伏的产业链上游产业链，到中游的施工安装，以及下游运营环节的全覆盖，一站式解决了投资人的后顾之忧。

何巧女 从BT时代到PPP时代

东方园林展现给外界的形象正悄然发生变化。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大手笔完成环保资产收购、成立东方久有环保产业基金、连续中标各地生态治理大型PPP项目，从园林公司到水处理的环保公司，最近两年，有“园林第一股”之称的东方园林展现给外界的形象正悄然发生变化。

东方园林(002310.SZ)董事长何巧女曾描述东方园林的转型：“全面进军水生态、土壤修复、水务、固废等领域，东方园林将绽放在PPP的春天里。”数据显示，2015、2016年，东方园林累计中标的PPP项目金额分别约为330亿元与380亿元，数量几乎是过去五年合同总额的两倍。

许多大型项目承包企业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屡获大单，短期来讲，资金需求非常大，应收账款累计，现金流逐渐承压，日渐上升的资产负债率，如何支撑起庞大项目群的资金运转？

“应收账款50多亿都不算多，建筑类企业都是很高，因为过去采用的几乎都是BT模式。”不久前，何巧女接受了《英才》记者的采访，她认为“账款收不回来，工程时代非常痛苦，所以必须得有转机，就是转型环保领域。”

多年之前，东方园林在行业首先开创了BT付款模式，即Build（建设）和Transfer（移交）：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融资方式，项目公司总承包，融资、建设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业主，业主向投资方支付项目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

业内人士认为，在地方政府资金宽裕的时期，BT模式利于企业规模增长，且风险较低，但当地方财政状况不佳，BT项目又到集中回购期时，坏账率便会增加。

“2010年前后公司就开始探索BT时代的一些问题，如何降低BT的风险，一个方式是政府土地抵押，另一个方式是和金融机构、政府成立一个共管账户。”何巧女告诉《英才》记者，“但实际上，两种方式都不成功，不能有效解决应收账款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PPP模式。”

东方园林2016年报中显示，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降低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公司组建了一支专业化的金融团队，探讨如何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和公司在市政工程业务中的实力，以达成在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公司之间形成战略合作的目标。

“经历了BT时代的痛苦，现在要好很多，通过PPP模式，风险不会只集中在公司，公司、政府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共同出资。”何巧女向对《英才》记者表示，“如果公司账款不到位，意味着金融机构收不到回款，有金融机构的催款，公司在这方面的问题就会少很多。”

机构调研显示，“东方园林以传统BT模式承接业务量逐渐降低，未来PPP模式占比将逐渐增加。”根据Wind数据，截至7月10日，在13家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的PPP概念公司中，业绩预增的公司达10家。其中，9家已披露中期业绩预告的园林类公司中，8家业绩预增长。

业内人士认为，PPP项目加速落地，使园林上市公司收款压力得以缓解。PPP资产证券化的推行以及政策逐渐完善，将助推项目有效落地。

赵笠钧 PPP专业高于资本

比谁的钱多，比谁的钱更便宜，是导向上的偏移。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6月5日环境日上，我发表了一篇《蓝色品质 绿色未来》的思考，探索用什么样的追求改善环境。我提到蓝色是一种蕴含着追逐梦想、驱动创新的色调；所以企业需要有匠心和坚守，用对技术创新的追求来服务蓝色品质，这样大家追求的绿色未来才会来的更快。” 7月15日，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主办的“2017中国环保产业高峰论坛”上，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603603.SH）董事长赵笠钧表示。

3天之后，博天环境发布中标公告，公司所属联合体预中标“邹城市邹西产煤塌陷区综合治理PPP项目”，项目采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下的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运作，投资概算约为9.95亿元。

作为工业污水处理领域龙头企业，博天环境水生态环境综合平台已初具雏形，而自环保PPP模式推行以来，博天环境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在去年财政部会同19个部委联合发布的第三批PPP示范项目中，博天环境表现抢眼，共有5个项目成功入选，遍及山西、江西、山东、湖南四省。

“PPP项目不应该是资本导向，而应该是专业导向。”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赵笠钧表示，“PPP的缩写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国内将Private定义为社会资本，实践中单纯强调Private的资本属性，于是变成了比谁的钱多，比谁的钱更便宜，出现了导向上的偏移。”

实际上，许多PPP项目，特别是一些类似环保的涉及到专业领域的项目，并不能够单纯从资本的角度去考虑引入哪家企业参与进来。

从环境绩效合同服务的模式来看，由于目前很多企业注重的是商务，是项目合同，而没有真正关注其中的技术问题，所以这些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风险，部分企业即使拿到项目，后续实施的难度也会比较大，要想真正获得稳定、持久的水质达标是很困难的。

赵笠钧进一步解释，“实际上，Private在国外指的是私人机构，也就是专业的公司，对Private更本质的表述应该是Professional，因为只有专业的机构，才能提供更有品质的服务。”

3个月前，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赵笠钧曾总结博天环境近年来的发展，“博天环境是一家技术驱动型做业务布局的公司；另外就是在融资模式上进行了很多探索。”

2015 年底，博天环境提出“竞争性增长向共生性增长转变”的战略，并于 2016 年开始实施。2016 年，博天环境相继与北京城市排水集团、中电建路桥集团等组建联合体，连续中标大型环境治理PPP项目。如今，随着城市水环境订单获取加速，联合央企共同发掘PPP已经成为博天环境业绩增长的来源之一。

数据显示，2016年，博天环境实现营业收入25.18亿元，同比增长26.50%；2017年第一季度，博天环境的营业收入更取得了80%的高增长。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央企和国企等“资源型”企业具备项目和资金优势，而博天环境拥有细分领域的技术和项目经验，两者互补合作具有很大竞争优势，更容易获取相关订单。

刘正军 很多PPP项目没有现金流

永清环保到现在也没有做一个真正的PPP项目。为何如此？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2017上半年环保产业持续火热，作为环保技术方面的领导者——永清环保把这种火热体现在了数据上。2017年第一季度永清环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5.69%，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27.78%。

近期，永清环保董事长刘正军阐述了公司近期业绩表现优良的原因，并且展望了行业和公司的前景。他告诉《英才》记者，“永清环保要做大做强首先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公司的根本。”

多年来永清环保是以内生性发展为主，但速率与行业发展的日新月异来比还是相对较慢。所以，永清进行了一些并购、合作，“要用好资本市场”，这已经成为了现在刘正军的一句口头禅。内生的发展方式要占到七成，但重视程度都是一样的。永清在运用并购等外延发展上一直秉承自己的原则。

除了把握并购的节奏，永清环保对并购标的也有自己明确的标准。

“我们收购企业不在乎规模大小，在乎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刘正军看来，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说它有一技之长，“比如，能在某个细分领域有核心技术，这是一种竞争力。第二，被收购方在某个区域里有全能的优质客户市场，这也是一种竞争力，或者它本身就有好的经营性资产。”总而言之，对刘正军来说，标的的盈利情况并不重要，有核心竞争力或者不可复制的特点，永清环保就可以收购。

环保产业这几年的迅速发展，其中有市场的原因，也有资本的助推力，而融资、商业模式也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谈到环保产业，PPP模式是绕不开的话题。但奇怪的是，在PPP的热潮中，永清环保到现在也没有做一个真正的PPP项目。为何如此？ 对此，刘正军有自己的判断。

“现在很多PPP项目本身是没有现金流的。比如说和地方政府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假设本身是有现金流。像做个污水处理厂，做个垃圾发电厂，它本身能够产生现金流，这个我估计问题不大。假设你做的一个项目本身是没有现金流的，之后如何回款就是大问题。所以永清环保到目前为止，对PPP项目是非常之谨慎。”刘正军阐明了自己对现在PPP项目的看法。

在今年“两会”期间，刘正军曾表示对PPP项目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否则参与PPP项目风险极大。

邓翔 海外凶猛收购

在欧绿保的交易完成后，天翔环境具备了在污水处理、污泥处理、环境治理、固废处理、资源再生等领域提供国际一流的环境综合服务的能力。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7月13日，上市公司天翔环境(300362.SZ)）发布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上半年净利润2530.26万—3162.83万元,增长幅度为20%—50%。

这家以大型节能环保及清洁能源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环保类上市公司，自上市后，接连大手笔在海外进行投资并购，以至于天翔环境总裁邓翔用“中西合璧”四个字对《英才》记者总结公司的优势。

“我们其实跟国外公司合作有十几年的历史，尤其是德系企业，对国外的环保行业都比较熟悉，所以上市后借助上市公司的平台，通过海外并购对环保的技术、品牌、市场、人才快速的做一些整合。”邓翔对《英才》记者说。

去年10月，天翔环境通过发起的产业并购基金，与德国欧绿保集团在德国法兰克福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不低于3.5亿欧元收购欧绿保资源再生及固废综合管理服务两大业务板块各60%的股权。

欧绿保集团是全球十大资源再生及环境服务企业，旗下拥有ALBA和Interseroh两大品牌。欧绿保集团的主要业务涉及市政及商业领域的产品包装回收组织，钢铁和金属废料销售，废弃物处理服务以及再生原材料销售、回收和生产的发展运营和设施方案的设计以及实施。

而早在2015年8月，天翔环境就斥资624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知名的污泥处理及分离设备供应商圣骑士公司(Centrisys) 80%的股权。去年3月天翔环境又以2.2亿欧元的巨资收购了大名鼎鼎的德国贝尔芬格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Bilfinger Water Technology)。

“海外收购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天翔环境现在聚焦环境综合服务，海外收购对天翔环境的技术内涵、品牌等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邓翔对《英才》记者说，“天翔环境自身也有研发的投入，我们收购的这些企业它本身也有研发，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全球的研究院，统筹全球的研发体系。”

不仅在海外投资收购，天翔环境还和海外环保合作伙伴在国内进行进一步深入合资合作。

今年6月，天翔环境全资子公司成都天翔葛博投资有限公司与德阳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德阳市杰阳投资有限公司、ALBA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GmbH（欧绿保国际资源再生公司）就德阳市中德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项目落地签署了《中外合资经营协议》，共同出资设立中外合资公司——德阳中德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有限公司。

虽然接连大笔海外收购，但天翔环境资产负债率并不高，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

对于海外收购资金的来源，邓翔对《英才》记者表示，除了上市公司的融资平台外，还通过产业基金的方式来共同参与收购，天翔环境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层面分别发起了相应的产业基金，在欧绿保、德国贝尔芬格的收购中，都可以看到产业基金的身影。

对于后续的收购规划，邓翔表示收购方向和标的将围绕着环境综合服务，环保领域，侧重点在一些技术领先、前沿性的公司。

马黎阳 变废为宝

鑫联环保无论技术、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均处于全球第一位。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重金属污染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中国冶炼工业几乎占全球一半，每年产生5000万吨以上含重金属的冶金固危废，并且还有7亿吨以上的历史存量，成为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

这些看似无用，甚至危害环境的固危废，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6446）却可以变废为宝。

鑫联环保董事长马黎阳对《英才》记者介绍，鑫联环保通过特殊的处理模式和工艺，将冶金固危废里的重金属分类提取，剩下的无害化尾泥交给合作伙伴生产水泥、超细粉、免烧砖等建材，实现资源的无害循环利用。

随着其技术的不断进步，所能处理的含重金属固危废品种，已从钢铁烟尘逐步扩展到炼铜、炼铅、炼锌、炼锡等多种冶金工业所产生的废渣、废泥、废灰，以及重化工行业所产生的多种含重金属的污泥、废渣。

由于鑫联环保从工业废渣中提取生产的锌、铅、铟、铋、锡、银等有价金属，可以在金属交易所直接交易，因此鑫联环保所有销售均采用全额预收、货到付款的方式，几乎无应收账款。

由于产品销售不成问题，原料供应体系的建设就成为决定鑫联环保发展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鑫联环保的商业模式也不断创新，从普通处理发展到与产废企业结成紧密关系合作处理。

鑫联环保与大型钢铁厂等产废企业建立合资的资源利用火法工厂，鑫联环保提供技术并负责运营，由该火法工厂处理该钢铁厂所产生的烟尘，并将火法处理所得的次氧化锌粉交给鑫联进行后续湿法处理以回收金属。通过结成合资关系，实现资源的长期稳定占有。目前鑫联环保已与邯郸钢铁、昆明钢铁等成立了合资公司。

除此之外，鑫联环保的商业模式还进一步发展到合同环境服务模式（CES），由鑫联环保出资建设并负责运行钢铁烟尘的减排回收装置。

此模式对钢铁厂来说，无须出资或承担风险，即可获得高含铁烟尘就地回用的经济效益；对鑫联环保来说，则低成本长期锁定原料供应；对社会与环境来说，则实现了将钢铁烟尘“源头减排”50%以上，对京津冀等钢铁主产区的重金属污染治理、雾霾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鑫联环保还与工信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等合作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基金”，所投资的项目由鑫联环保提供技术与管理运营服务，积极探索轻资产发展模式。“我们今年很多项目，都是和第三方的基金来合作，以轻资产模式来实现快速发展。”马黎阳说。

作为全球重金属冶金固危废无害化环保处理及资源化清洁利用的领军企业，鑫联环保经过十余年发展，无论技术、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均处于全球第一位，不但在国内处于压倒性地位，甚至超过全球第二、第三名的总和。

今年6月，马黎阳去了一趟美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对拥有150年历史的美国最大钢铁烟尘处理企业马头公司（HorseheadHoldingLLC）进行技术输出。

由于技术问题，这家公司无法有效地解决产能过低和污水排放等问题，导致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而该技术问题正是鑫联环保所擅长的专业领域。

“马头公司的主要问题在于缺失了脱除有害杂质的核心工艺，达成合作之后，把我们的技术复制过去，一定可以把它救活。”马黎阳对《英才》记者说，“我们要有全球化视野，让我们的先进技术大胆地走向海外，现在看到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张海涛 生物质发电可复制性很强

发电机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是影响生物质发电企业盈利的关键因素。

专访9家环保上市公司董事长：寻找中国环保千亿级企业

“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都是以技术为核心。”在回答《英才》记者关于商业与管理模式问题时，凯迪生态（000939.SZ）总裁张海涛的回答非常简练。

2015 年 6 月，凯迪生态成功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将业务和资源整合，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布局最广的生物质发电企业。最近三年，生物质发电业务收入占比分别为52.07%、64.43%和64.68%。

实际上，早在2005年，凯迪生态就开始涉足生物质能发电，在清洁能源领域，生物质发电属于其中一个细分市场，凯迪生态作为国内第一家摸索生物质发电领域的企业，前期也存在商业模式不清晰，技术不稳定等情况，为解决这些问题，凯迪生态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坚与资产重组。

“从电子化学到脱硫，再到生物质能源，核心技术全部靠自主研发，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办和国家级企业中心、企业金融中心三位一体的研究中心。”张海涛表示。

据了解，发电机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是影响生物质发电企业盈利的关键因素。而凯迪生态的生物质能发电项目，27%采用自主研发的中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直燃发电技术（第一代技术），63%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第二代技术）。

其中，第二代技术整体运行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即综合转换效率34%、单度电燃料消耗1.2KG/KMH、厂用率小于 10%，并已成功研发了第三、第四代生物质能发电技术，具有持续升级的技术储备能力。

“跟其他的新能源不一样，它运营成本很低，前期造价比较高，占到整个成本60%—70%之间。其次就是原料成本，从农民的手里去收原料。”张海涛告诉《英才》记者，“现在生物质能源的规模也不是太大，装机规模才600多万千瓦，电厂规模都比较小，建起来也很快。一个电厂的建设周期10—11个月。可复制性很强，推广很快。”

另一个成本问题就集中到原料上，由于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资源密度低、体积大，原料收购成为制约生物质发电大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生物质燃料成本也有不断增高的趋势，仅靠自己收购永远“喂不饱的生物质电厂”，需要在原料采集上进行创新。

“之前原料挂牌收购，但这种模式容易衍生中间商，中间的人从农民那块收东西，然后再送到企业里去，这就违背我们做这个产业的初衷，我们实际上是想把这部分钱支付到农民的身上。”张海涛表示，“所以我们开辟了逐级收购的模式，组织线下网络，把村级收购点建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去，一个厂建40—50个收购点，以合作社的方式嫁接精准扶贫。”

凯迪生态2016年报显示，2016年，公司完成燃料收购量912万吨，同比增幅62%；建成投用村级网络收购点101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1个，按照“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1295户，户均增收4000元。

“谈不上是一个暴利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事情，类似于农业废弃物的一种处理，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治理环境。”张海涛对《英才》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