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垃圾围城的困境也日益凸显。据报道，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且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占地80多万亩，垃圾总量在全球排名靠前，这一现实状况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等带来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难题，国家相关部门于今年4月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如何顺利推行垃圾分类回收，实现垃圾减量化和再资源化，除了依据国家和地方实际有的放矢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垃圾分类回收经验，进而帮助中国从垃圾围城中成功突围。

要想成功地实现垃圾分类，公众必须树立科学的垃圾分类意识，这是垃圾分类的源头和起点。垃圾分类比较成功的国家都非常注重对公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和习惯的培养和塑造。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就开始在学校开展和普及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活动，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小学公害对策委员会”，教授学生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在内的环境知识，教室里也摆放着不同颜色的垃圾箱，用于引导学生分类投放垃圾。

此外，日本政府还经常开展如“不出垃圾运动”“苗条运动”等环境保护宣传活动，通过鼓励和倡导公众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培养和树立公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促进和保障垃圾分类活动的传承。北欧国家瑞典在公众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上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在垃圾分类推行之初，瑞典公众由于怕麻烦往往把垃圾往垃圾桶里一扔了事，给瑞典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为此，瑞典政府决定先将垃圾分类引入学校，教育孩子们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然后再由他们回家“监督”家长科学分类投放垃圾，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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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科学明晰地划分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及民众等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较好地使各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促进了香港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成功进行和循环型社会的成功构建。

根据香港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垃圾分类处理回收方面香港应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制定关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原则；地方政府则需要根据香港制定的基本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可回收利用的资源真正地被循环利用；企业需要根据国家制定的基本原则，在生产的过程中注意实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产品使用过程后的再循环，此外企业还有责任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有关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政策措施提供助力；公众的主要责任则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产品和循环物品，降低产品变为废弃物的概率。

德国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做得异常出色，其中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为垃圾分类回收工作保驾护航。从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到如今，德国已经颁布相关法律约800项，行政条例近5000项，如《废物分类包装条例》《废弃物处理法》等，可以说从垃圾源头分类到末端处置皆有法可依。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杰出代表，美国在垃圾分类法律体系建设上也有科学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连续制定并完善了《资源保护及回收法》和《污染预防法》，不但确立了美国资源回收的四原则，即恢复、回收、再用及减量，同时将垃圾处理方式由事后处理优化为降低污染、事先预防。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起，相继颁布了《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家用电器回收法》等，从宏观到微观细致地规范垃圾分类处理，有效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国外居民而言，如果将垃圾有效分类就能得到奖励，反之则要受到惩罚。巴西著名的生态城市库里蒂巴开展了一个绿色交换项目，即政府出资提供一定数量的蔬菜、水果及小食品，只要公众给指定的垃圾收购点提供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就能够兑换。而这些回收上来的垃圾将被运送到垃圾回收处理公司进行资源化处理，实现垃圾的循环再利用，此举成功地推动了库里蒂巴的垃圾分类回收进程。

在瑞典，许多超级市场都设有易拉罐和玻璃瓶自动回收机，公众喝完饮料后只要将易拉罐和玻璃瓶自觉投入回收机中，就会得到一张收据，凭此收据可以领取相应的奖金。在瑞士，大部分城市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采取定额收费制度，个人处理垃圾必须使用在超市购买的专门垃圾袋，如果不用，就没人会运走这些垃圾。

如果乱扔，则会面临罚款，最高可达到200瑞士法郎。在韩国，垃圾被分为可回收垃圾、食物垃圾、大型废弃物品及一般生活垃圾，要对应地投放到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若没有使用规定的袋子或不按规定时间扔垃圾，居民将被处以100万韩元（约合986美元）以下的罚款。在比利时，如果公众违反了垃圾分类规定，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罚款。当回收人员发现有人没有遵从垃圾分类规定行事，他们会在垃圾袋上贴一个拒收的标志作为警告，提醒居民重新对垃圾进行分类。如不改正，当事人将面临60—600欧元不等的罚款……